中国政法大学霍政欣：文物归来故土，学术迈向国际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间的对话日益增进。大学也不再是人们心中超然于现实之外的象牙塔，学术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校园，甚至不再被禁锢在国门之内，而是放诸国际，紧贴现实，实现新的跨越。近年来，法大便是如此——携手欧盟设立中欧法学院，在平日的授课和研究之中逐步探索和发展；数不胜数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带来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的碰撞与经验的累积；越来越多的出国学习深造机会，也使得我们的视野被无限地拓宽，思维也不再被局限。

诚然，国际化这条道路很难，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更是不易，无数的学者却依旧毅然地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在这条道路上，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作为法大学者的一个缩影，也留下了自己一步步的印记。

文物回归之路中的上下求索

遥忆2005年，霍政欣初来法大。作为学者，他潜心进行着对于国际私法、比较法及文化财产法等的研究，先后远赴奥地利、荷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二十余个国家，对各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了长期或短期的访问交流。作为老师，他以最高分获得了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授课形式与授课内容皆为心血，融会贯通启迪深思，深受学生尊敬与爱戴。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而后的2009年，之于霍政欣而言应该意义深重的。那年的冬天，发生了令人血脉贲张、情绪激荡起伏的兽首拍卖事件——我国圆明园曾遭掠夺而流失的“十二生肖兽首”中的鼠首与兔首，被法国拍卖行公开竞拍，引得国人一片哗然，也引起了霍政欣的密切关注。而这，便成为了他漫漫文物追索之路的开端，文物追索的法律问题研究也成为了他至今仍在坚持和捍卫的领域。中国近代的动荡岁月中，大量历史文物被掠夺，建国以来文物被盗、走私等情况也屡禁不止，致使许多珍贵文物流失在外。然而近年来，尽管我国越来越重视流失文物追索，却也在短时间内难以跳脱追索艰难、诉讼屡败、举证困难的境地。霍政欣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摆脱如今的困境，断然少不了理性的法律思考和探索，因此他着眼于追索困难的现状，从文物返还的国际法研究的薄弱之处入手，一步步展开了研究。这一埋头，就是六年的从未间断。

曾经感动于余秋雨先生在《敦煌遗恨》中的描述，他说他好恨，偌大的中国竟然存不下几卷经文，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他恨得还狠，却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地研究敦煌文献。在文物追索的问题上，霍政欣应该属于那些专家之列，一钻许多年只为改变既有的不平等规则，参与制定考量中国利益的国际规则。然而，他却只是很平静地说，这个问题载负了民族情感，是整个大的时代背景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即便不是我去做，也会有别人来做。

终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长期的研究使霍政欣在文物追索问题上的思考愈发深刻，并且将学术成果逐渐应用到实践当中。近年来他多次参加国际专家会议，作为专家智囊协助政府，阐释中国立场、参与大会辩论，并且完成了《追索海外流逝文物的法律问题》与《1970公约研究：文本、实施与改革》两本专著。过去不久的2014年，霍政欣主持起草了中国在文物返还领域首次主导制定的国际性规则——《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这份宣言是中国首次在文物返还领域主导制定的国际性规则，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开始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走向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新阶段。《敦煌宣言》的起草发布是他在文物追索与回归的法律道路上的将理论结合实践的一次探索，也无形中将学术引向了国际。

这之后，霍政欣在这条道路上也走得越来越沉稳、成熟，也确实如他所说把所研究的一切融入了往后的每一次的实践之中。2015年3月“荷兰拍卖我国失窃肉身佛”的事件中，霍政欣在媒体上发声，提出了“中方可以依据‘1970年公约’、两国缔约以及诉讼、外交等4种途径对肉身佛像进行追索”的建议。同年4月，他还应邀赴多哈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做了主题发言。在发言中，霍政欣向国际社会详细阐释了中国在文物保护领域所做的立法与行政执法的努力，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千年来积蓄了无数珍贵而意义非凡的文物。流失文物背后载负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感，作为潜在力量支撑着霍政欣不断地上下求索。除此以外，近年来他也先后入选了2012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国政法大学首批“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荣获第29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更是是对他的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的肯定。

学术走向国际的漫漫之路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公法和国内私法的问题，关注与研究的价值十分高。而霍政欣选择研究这一领域，除去偶然因素和迫切的现实需求，也受到了国家发展的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中国从被动地接受国际规则，到开始有能力改变既有的不平等规则，随着国力增长，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而学术国际化同样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行之弥坚。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在霍政欣眼中，就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它真正要崛起成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国，大致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民族独立，逐渐获得平等对待、共同发展的地位；二个阶段是经济起飞，经济实力与能力要在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个阶段是思想贡献，要创造出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理论与制度。就中国而言，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第二个阶段也即将完成——如今的中国制造逐渐告别廉价产品，开始向输出高附加值的成套设备发展。然而就第三个阶段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却还没有为人类社会创制出真正具有贡献的理论与制度。在不远的未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下一阶段的目标便应该是努力创造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对人类社会有杰出贡献的理论与制度。

这其中就法学这一学科而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学，肇始于清末的“西法东渐”，发展历程曲折蜿蜒。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法学发展仍然处于学习外国法律的理论、立法、司法实践的过程。而作为一个阶段性任务，西法东渐的历程现今终于已基本上告一段落，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应当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国家崛起、交流对话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拥有了优于从前的平等对话机会，而这一大时代背景之下的中国法学研究者，应该并也有义务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做好研究，为创造出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理论与制度不断夯实基础。

诚然，法学研究需要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地去践行，短期内不可能完成所有任务。上一代的学者更多侧重的是把西方理论引入国门，而当代我们要做的就是和国际社会平等对话，把中国的理论、立法与司法实践介绍到国外，得到平等交流、重视与理解的机会，推动国际法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在可期待的未来，更为年轻的下一代学者肩负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中国原创特色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到那个时候，中国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流大国，才能说是真正实现了大国崛起。

法大学术依旧行走在路上

水本无华，相荡方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乃发灵光。在促进国际交流方面，法大近年来推出了诸多举措，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中青年教师海外提升计划”为青年教师提供了珍贵的国际交流机会，“法大教师参加国际会议资助办法”鼓励学校教师参加国际对话，学校针对本科生的国际交流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可以说如今的法大本科生，拥有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国际交流机会与渠道。因此，霍政欣也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法大学生，必然更具国际视野，国际化发展之路虽漫漫，却终归会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未来法大学术要想进一步走向国际化，能否进行制度创新，推举优秀的学生到国际组织中工作，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任务。当今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地位日趋提升，但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任职，尤其是任高级职位的的法律人，其数量却非常有限，这明显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不相符合。霍政欣认为，下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尝试创新制度，通过选拔、推荐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国际组织中去实习或工作，打通现存的制度性障碍，实现人才的国际流通，建立一个人才流通的“旋转门”。由此，我们法律人才培养的国际化道路将会更顺畅，中国实现大国崛起，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然而，国际化终归是要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绝不是全盘的西化。真正的国际化，是指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之下探讨与研究中国问题。最大的局限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中国研究中国，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毫无所知，便难以透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既是目标，也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一方面可以产出影响国际的理论和制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国问题。

走出国门，以骄傲的姿态站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上，曾经之于中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学者们求索在无边际的道路上，曾今以为也许还要数代百年。然而，这一切都逐步实现了，如今的中国正在不断发声，其影响力也不再被忽视，这其中，学术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霍政欣也许只是法大学者、乃至中国学者的一个小小缩影，他的严谨态度、刻苦精神、长远眼光却在法大学术走向国际的道路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