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叹法学专业为何亮红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叹法学专业为何亮红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

          法学专业为何亮红灯？

　　前不久，有调查机构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指出，法学专业连续三年成为就业率最低专业之一。我国正处于建设法制国家的重要时期，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为什么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反而找不到工作？日前，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举办的“法学教育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和前景”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率直犀利，要言不烦，令人深省。

　　法学专业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培养的过多了，还是培养的质量太低了，还是培养错位了？

培养和需求不接榫

　　现在全国每年招收法学本科生超过10万，在校的法学本科生超过了40万。全国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学本科专业，300多所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有法学硕士点。

　　这是法学教育飞速发展的体现，客观讲，这些年来，法学教育界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但现存的问题也不少。现在面临最基本的问题是学生的就业生存，还谈不到培养的法学人才怎么引领社会发展，怎么参与国家、国际社会的事务与构建。

　　法学毕业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这需要做实证研究。一个是数量问题，是否供过于求？一个是质量问题，即学生的综合实力和品质是否满足社会需求？其中，专业需求的问题，甚至学科设计也有很大影响。现在我们法学学科有十个二级学科，多数和司法领域的工作种类有关。比如许多大学法学院都在发展刑法、诉讼法等学科，产生了大量同质化的学生。而另一方面，许多领域存在人才的空白，没有人去研究，或者很少人研究。比如说研究人口法、城市法、卫生法、教育法的学生没有，或者很少。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需要大量的法律制度建构和法律服务人才，需要既懂管理又懂法律的人才，而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具有复合型的特点。

　　现在是一些部门招不到合适的法律人才，但同时我们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没有，我们培养的人才同质量化，过剩。培养和需求不匹配。

三类法学的人才培养手段和目标不匹配

　　现在法学人才培养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本科教育，培养基本的具有法律素质的人才。一类是职业化教育，包括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和从业者职业培训。第三类是法学学术人才培养。从这三个层次的培养来看，应该说都存在问题。

　　本科生培养中，专业过窄，其他的知识不足。这意味着学生出去后，如果找不到法律部门的工作，很难找到其他领域的工作。比如缺乏经济、管理领域的知识，在其他领域就业有相当难度。本科阶段本应注重学生素质培养，比如基本的法学知识、人文素质、关注社会的能力、分析方法等。现在的法学本科不以素质教育为主，侧重“专”，但是又达不到职业化要求。这个可能是跟社会需求不太对路子。

　　职业化的教育方面，现在最缺的是技能训练。但是现有师资力量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90%以上的老师是搞研究的，他自己就没有实践技能，要怎么去培养学生的技能？尤其是我国社会情况复杂，书本和实践很多情况下是两张皮。学生仍然是知识学习，没有实践技能的提升。培养手段与目标不匹配，所以整个培养体系必须转型。考知识而不是考能力，教知识而不是教方法，这都迫切需要改革。

　　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方法。仍然用传统的规范分析、价值判断等方式，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研究方法。我每年都评阅很多博士论文，学生用的都是一些简单的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等方法，对于实践的关注和回应社会的能力非常弱，这种方法决定了研究只能是泛泛而谈。可以说我们还是处在比较浅层次的法学教育阶段。当前法学学术人才培养要求具有国际视野，注重比较研究，但是这个比较性研究也是浅层次的。把国外的法律制度简单拿来，没有把相关的法律制度放在国家治理的大的背景下研究，不去做深度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就制度论制度，结果导致误读。另外，西方的制度能不能在中国适用，缺乏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背景研究，就很难判断。

改革：重新设计培养体系，并提高办学、入学门槛

　　法学教育，确实需要改革，而且需要革命性的改革。那么如何来改革？

　　可以考虑本科阶段要减少专业课时，规定十门或十二门核心法学课程精修，同时重点加强拓展学生的素质。素质教育是培养基本合格的、能够融入社会的人，所以大学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普适性的教育。实际上，无论学哲学也好、学历史也好，学生最终都要具备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只不过在这里多一点法律方面的知识而已，和其他门类的知识教育没有太多的差异性，就是一个入门学习。我国传统上是伦理治国，行政至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法治发展，因此，法律思维的融入、理性精神的培养，对社会来讲非常重要。应该说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中都非常重要，不限于本科法学专业。法学本科教育如果定位在素质教育，就要适当缩小规模。

　　法律职业性的教育，是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难在传统的东西太多了。老师转型很困难，考试方式转型学生不认可，有思想观念的问题，也有国家评价体系的影响。评价一个学校好不好，看你有多少篇论文，不看你培养的学生技能有多高。此外，课程、管理体制等有需要转的问题。包括法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实践技能的培养没有社会的支持不行。法学职业定位的教育改革，首先要有一个系统性设计，有高端的目标和强力推行的手段。现在的情况是有目标没手段，有期待没条件，所以社会不满意，我们自己也感到无奈。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的培养要重新设计。现在法学硕士最后90%多的学生都去从事职业性工作了，不是搞研究。研究和职业是两码事，培养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目前的法学硕士类似于是专业性的法律硕士。而法律硕士大部分由别的学科考进来，其培养近似于知识性的传授，它的职业化教育也不够。

　　法学职业教育要求学生逻辑思维一定要好，因为法学就是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如果一个学生逻辑思维不好，学不好数学来学法律，是有问题的，学生不具备相当的逻辑思辨能力。所以入学门槛必须调高。此外，还有法学教育的办学门槛太低。1977年，全国只有三所大学招收法律专业学生，全国法律专业学生不到200人。现在全国600多所高校有法律专业，有几个教师，十几个老师就开法律专业的学校也不少，是否具备法学职业教育的能力，很难说。

　　法学研究人才培养，我觉得更多的是要从方法论上面去解决。中国社会太多价值判断，太少分析工具的整合。法律是最讲技术的，但是我们的技术含量非常低，其结果是培养的法律精英人才不具备对社会的回应，或者说服务于社会的、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强。